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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凶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然就是盛世了。我们经常在各类官员们口中听到一句充满感慨的赞美：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此话真诚洋溢，大约就是缘此而的。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长已极。深究起来，令人寒彻肺腑骨髓。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九回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邹吉甫是给大户人家守坟的佃户农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乡下的水酒，引出了一大段话来。

  邹吉甫道：&1dquo;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却还是这般寡淡无味。”

  酒喝到后来，他心有不甘：&1dquo;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最后，他感慨万千：&1dquo;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由此，我们知道，这个阶层的追求大抵如斯。

  因此，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卒子，数量最多，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上。他们真正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去的机会。

  如上所述，朱元璋对这个阶层的施为大抵如斯。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上应该算是成功了。

  另外两个阶层的事情就远没有如此简单。

  南北朝时期，一个出身门阀世族、夺了别人皇位的家伙曾经讲，我当上皇帝，纯粹是天命人愿，关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当时门阀世族是政治舞台上决定性的力量。经过隋唐和五代十国，世俗地主及其读书人作为士大夫，逐步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则已经有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文人士子们的普遍抱负或说辞。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这种说###如何演变了。原因是，它被一个力量所强力打断：来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铁骑。

  经过元朝的短暂插曲之后，到了朱元璋的时代，他所面对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门富户、读书人、帝国各级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这支力量，时常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夫。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应该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这种感情，或者来自他自己的农民出身与经历，或者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朱元璋深知，推动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转动的能源，来自农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汗。侵害他们就是侵害帝国——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门富户与帝国官吏的过程中，我们则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说有感情的话，那也是一种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假如我们说，朱元璋将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使他们变成了生产与生殖机器的话，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若干温情与保护的成分在。而对官吏士绅们，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全然如同对待工具与奴仆。但凡这些工具与奴仆令他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

  推论起来，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