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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2页）

“他说，”大使合上记事本，对拜伦说。“从那座-望塔上看得最清楚，能辨出通往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几条路。”

拜伦望着耸立在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座细高木塔。有一架狭窄的梯子通到一个有铁遮棚的方台，他看见台上有一个戴钢盔的士兵。

“那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草图。”

“上校说，德军的火力很注意这座塔。”拜伦轻蔑地咧嘴一笑。

大使亲切地微微一笑，把记事本和钢笔递给他。拜伦连忙跑过去，爬上梯子，破旧的木塔随着他的脚步直摇晃。从塔上看周围的地形一目了然。他能看到穿过这片无人地带通向远处教堂的每一条路和一些弯弯曲曲的棕色小路的每个岔口。值勤的士兵放下望远镜，呆呆地望着这个身穿翻领衫和一件宽大毛衣的美国青年，只见他用手按住被风吹得乱舞的纸张，正往大使的记事本上画草图，每条不通教堂的岔道都打上“x”还草草标出撤退路线周围的另外三座教堂。当拜伦把草图递给士兵看时，士兵点点头，拍了下他的肩膀。

“ok，”的说着，咧嘴一笑，因自己能说美国话而感到得意。

汽车驶到时，娜塔丽正交叉着双臂倚在茅屋的敞开的门上。她急急地朝汽车奔去，不一会儿斯鲁特就跟了过来，他先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一双笨重靴子的老太婆说了再见。汽车返回华沙的路上，大使讲述了他们视察前线以及拜伦冒险攀上木塔的情况。这时拜伦正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绘图。

“画四份我想够了吧？”他对大使说。

“我想足够了。谢谢你。”大使接过记事本。“也许我们来得及油印一些。画得很好。”

娜塔丽握住拜伦的手，放到自己膝上。她坐在他和斯鲁特中间，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半睁着乌黑的眼睛，严肃地望着他。他的手背隔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服，感觉到她大腿的肉体和隆起的吊袜带。斯鲁特一面泰然自若地抽烟，望着窗外，跟大使谈如何召集和运送撤退人员，一面却不断地拿眼瞟着姑娘膝头上紧握着的两只手。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皮肤下边抽动。

使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忙乱。市长办公处刚刚通知，确定在一点停火。波兰军用卡车要把这批美国人送到出发地点，每人可以携带一只手提箱。人们继续奔忙。住在使馆外边的美国人都一一接到电话通知。满楼都散发着一股烧纸的气味，楼道里一块块黑色的纸灰到处乱飞。

在地下室里，马克-哈特雷的床紧挨着拜伦的床。拜伦发现他拱着背，双手抱着头，坐在一只捆好的皮箱旁边，用手指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准备好了吗，马克？”

哈特雷脸色阴沉，眼睛突出，露出惊慌的神色。“拜伦，我的名字是霍洛维茨。马文-霍洛维茨。”

“别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拜伦从他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一只安着弹簧锁的破提包。

哈特雷摇摇头。“我不知怎么了。一定是发疯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也许罗斯福会让我们乘军用飞机离开。很可能这样。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心神不定。我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德国人。”

“把这个放在你的提包里，”拜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抽出一本照封皮的旧书给他。“打起精神来。你是一个美国人，不就完了。一个名叫哈特雷的美国人。”

“我天生就是一副霍洛维茨家族的面孔和霍洛维茨家族的鼻子。这是什么？新约全书？要这干什么？”

拜伦把封皮上印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书拿过来，把署有自己名字的扉页小心翼翼地撕掉。“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把这拿去。别坐在这里发愁了，去帮罗兰逊销毁文件吧。”

“我要是有我自己的圣经或祈祷书就好了，”哈特雷含含糊糊地说着，把提包打开。“我自从按照神的旨意学法律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一个臭气熏人的犹太老头教我背诵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经文。我学会背诵，主要是为让母亲高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我希望还记得那些祈祷文，不管哪一段祈祷文。”他朝乱哄哄的地下室看了一下。“愿上帝保佑，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地下室简直象个甜蜜的家。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也许在纽约？”

“比你预料的要快。”

“上帝可听见你亲口说的。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

十一点半，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沾满了尘土和烂泥，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汽车一到，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波兰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女秘书，都很难过，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

“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娜塔丽对拜伦说。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眼眶里闪着泪花。

“有什么办法？”拜伦饿了，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做了个鬼脸。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

“一点办法也没有。”拜伦说：“马克-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你呢？”

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有美国护照。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

“那好，别告诉他们。我是说，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好吗？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

“我不是笨蛋，拜伦。”

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门开了，美国人蜂拥上车。有些人年纪太大，爬不上去，有些人想多带行李，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很不耐烦，也没有人负责。于是人们喊的喊，抱怨的抱怨，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挥着拳头，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也很不舒服，但因为即将动身，感到很高兴，仍旧继续唱歌、说笑。卡车鱼贯地驶出。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车里坐着斯鲁特、他的三位最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挥手告别，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在卡车里颠簸。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炮火依旧非常猛烈，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

在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头，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国侨民，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拜伦不停地看表。又开始朝前移动了，但是车走得特别慢，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落到河里，掀起一个个喷泉，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显然，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那是易如反掌。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尊石鹅的校舍旁边，附近是一个堆栈。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老老实实地照着临摹，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感到颇为得意。

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但到一点欠五分钟时，炮声开始稀疏了。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他深深感到蝈蝈的叫声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和平生活的声音。扩音器里轮流用各国语言播送最后通知。一群群中立国侨民提起箱子，顺着公路下坡去。最后扩音器里用带着浓重波兰声调的英语播送道：“请不要走散。遇岔道口不要走错路。德方通告，凡是在三时前未能到达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德方概不负责。波兰方面也不能负责。即使老年人步行一小时也完全可以到达该地点。敌人无疑将于三时重新恢复炮击。我们也将从一开始就用最强烈的火力予以回击。因此，请加快速度。祝大家平安。美国万岁。波兰万岁。”听到广播，美国人都提起箱子朝无人地带走去。

前两三百码跟布拉赫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再往前走，柏油公路就变成狭窄的土路，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他们经过被炸毁的房屋。牲畜栏里没有牲口，偶尔有一只被遗弃的小鸡咯咯叫着，到处闲荡，或是几只猫悄没声儿地跳来跳去。道路伸进树林，阳光透过叶丛投下黄绿色的光柱。美国人的领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圣公会老牧师，穿一身圈翻领的黑衣服，每逢十字路口，他都要对照一下拜伦绘的地图。根据拜伦计算，他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在两军沉默对峙的中间地带缓缓步行，整整耗费了一个小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简直象和平时期在秋天飘散着花香的树林里结伴游玩一样。肮脏的路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蓝色、桔红色和白色的落花；鸟儿嘁嘁喳喳叫个不停；周围又是一片奇妙的蝈蝈鸣叫。他还记得，由于过度紧张，口干起来，渴得要命，渴得连腿都发软了。拜伦还记得两件事，一次是一辆外交官的黑色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把步行的人都赶到路边，斯鲁特坐在前座上哈哈大笑，朝他和娜塔丽挥手致意；另一次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在拐弯的地方已经能看到坎托洛维茨教堂，马克-哈特雷走上前来，挽住他的骆膊，对他说：“我的名字叫马克-哈特雷，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着朝拜伦笑了笑，脸色铁青，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很快就看到树林里有德国炮和德国炮手。德国榴弹炮比波兰炮大，外表更好，设计更先进。士兵们一个个戴着干净的土灰色大钢盔，一动不动地站在大炮旁边，望着走过的人群。拜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窥视这些德国兵。戴着大钢盔显得确实有一种军人的威风，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而

且面孔都象他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看到的德国人的面孔一样。许多人戴着眼镜。很难令人相信，他们正是那帮坏蛋，正是他们把钢铁和炮火倾泻到华沙城上，用火烧死孕妇，用枪把孩子的胳膊、腿打断，把一座繁华的首都变成一个大屠场。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绿荫如盖、鸟儿和蝈蝈欢快鸣叫的树林里一些身穿军服、头戴庄严钢盔的青年而已。

起初，德国人对待这批撤退人员似乎比波兰人好。教室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用骡子拉的水车，那是一只漆成橄榄色的带轮的大水罐，德国士兵们让口渴的人群排队，由他们用洋铁杯供水。另外有些士兵再把他们从水车旁边带到停着一辆辆崭新漂亮的灰色卡车的地方，这些车轮轮胎上的花纹又黑又深，跟又脏又破的波兰卡车大不相同。路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有几个德国军官，穿着长军大衣，戴着高檐军帽，故意做出殷勤的样子，摆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跟来到的外交人员交谈。每个国家的人员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使或代办就交出一份打字的名单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士兵。由他叫名字，然后一个个顺序上车，车上有木板座位，也不象波兰卡车。波兰人没有要名单。现在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发生混乱。士兵们拿着小板凳站在旁边扶老年人上车，还堆着笑脸把几个孩子抱起来，故意捅他们一下，逗他们玩耍，然后把他们递给他们的母亲。标着红十字的流动野战医院的看护兵分发恢复药。两个德国兵拿着电影机和照相机跑来跑去，把优待中立国人员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人还没有完全装完，教堂旁边的大炮就轰地一声齐发，震撼了大地。拜伦看看表正好三点过一分。

“可怜的华沙，”娜塔丽说。

“别说话，”马克-哈特雷用沙哑的声音说。“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什么话也别说。”他俩跟拜伦坐在卡车的最后一排凳子上，从这里他们能看到外边。

娜塔丽说：“你是在看斯鲁特吧？他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大喊大叫，还哈哈大笑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这些德国军官都穿着长大衣，高戴着军帽，完全跟他们电影里一模一样。”

“你害怕吗？”拜伦问。

“现在事情已经真的发生，我就不害怕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象做梦一样。”

“是做梦，”哈特雷说。“应该仅仅是一场梦。我的上帝。那个军官跟斯鲁特朝这边走过来了。”哈特雷用手抓住拜伦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