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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其實我還有一些看法。」

這句話說出口之後，心中的猶疑便隨之消散，驅使她說出更多的推測。

「連環殺人案的謀殺動機通常是為了滿足某種心理，可能是性、金錢、關注度……」柳原月以陳述的語調介紹道，隨後問他，「將這三起案件匯總，給旁觀者所留下的最明顯標記是什麼？」

工藤一的領悟力與敏銳度驚人，一陣見血地指出關鍵之處：「是簽名。」

柳原月抽出那三張拍攝下屍身上簽名刻痕的特寫照片，展示在他眼前。

「沒錯。事實上，兇手的這項行為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兇手將簽名留在死者的屍體之上，是炫耀的舉措，可以看出兇手是一個張揚的人。但另一方面，他選擇的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落款，我是說，他沒有選擇更有代表性的、固定的圖案或是字母，而是選擇了死者的名字。

「比起前者，顯然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方式更加隱晦，說明兇手的內心深處仍然有少許難以察覺的不自信——他既渴望告訴所有人這是同一個人犯下的案件，可潛意識又害怕被人發現這是連環作案，顯得十分矛盾。」

「當然，兇手選擇在死者身體上刻下簽名，未嘗沒有『就連死者的簽名都要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想法。一般來說，這是在受過極度壓迫後渴望展露自己能力的一種體現。」

將照片合攏，她沒有留出給對方思考的時間，又將屍檢報告擺出來：「你還能從屍體上發現什麼痕跡嗎？除了致死傷和簽名刻痕。」

報告上的字早已印在他腦中，工藤一卻仍然仔細看了一遍，抬頭問她：「沒有其他痕跡，但這就是最大的痕跡，對嗎？」

柳原月點頭：「是的，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從這三起案件來看，兇手的手法分別是讓死者口服毒藥，讓死者外用毒藥，向死者注射毒藥。與氰.化物不同，蒎烯類藥物的致死過程緩慢，會給死者帶來一定的痛苦，說明兇手心中是有不滿與憤恨的。

「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他選擇的手法出血量少，並沒有破壞死者遺容，沒有任何諸如毀容或肢解的泄憤之舉，侮辱意味不大。」

「這很矛盾。」工藤一問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柳原月解釋道：「我不能完全確定。但我認為，應該是有兩名女性對兇手產生了影響。兇手仇恨第一名女性，以至於仇恨一類女性。可又有另一位女性在兇手的生命中十分重要，這使得他不忍心做出過分的舉動，或者，是他不敢做。」

工藤一：「不敢？」

「舉個例子，比如兇手幼時一直被耳提面命要尊重女性，每當他違背的時候就會受到懲罰。等到兇手長大了，有自主能力之後，他的內心可能仍然充斥著童年時期的教誨，即便再憤怒失控，也會被刻在骨子裡的恐懼喚醒，無法做出『出格』的行為。」

見到他露出瞭然的表情，柳原月繼續說道：「這三名死者可以看做是某一種象徵，年齡從十九到二十七歲，都是適齡女性。職業雖然各有千秋，但從事的都是創造性的工作，哪怕是仍是學生的死者B，也是在藝術系就讀。她們與兇手私交甚密，還願意為之隱瞞關係，說明她們在這方面的觀念相對一致，至少在兇手看來她們是一類人。」

她抽出一張白紙，邊寫邊說道：「基於以上幾點，即便暫時不能找到最初的死者，但我們已經可以得到兇手的部分畫像。

「兇手是男性。死者被害時並非立刻死亡，因此兇手需要有一定的體能制服死者。另外，死者均與兇手有親密關係，在無資料顯示死者的同性取向之前，兇手是男性的可能性極大。

「從作案計劃的完整性與嚴謹性來看，兇手屬於『有組織力殺人犯』，社會地位不低，至少屬於中層人士，可以獲取年輕女性的信任，職業也應該和死者們從事的創造性工作有所相關。」

記錄下這幾點，她接著道：「兇手的童年不幸，大概率是單親家庭長大。鑑於他對女性有尊重的心理，沒有做出諸如強.奸之類的舉動，可以推斷撫養他長大的應該是他的母親，或者某位女性長輩。而父親的角色應該是缺席的，不會是死亡離世，更大可能是主觀離開了母子二人，這才導致了他童年的過大壓力。

「父親是拋棄者的可能性很大，這樣他的母親會在撫養他的時候經常提起『不要變成你父親那樣的人』『長大後要孝敬我』之類的話，不斷向他施壓。而如果父親是正常死亡，有生死作為依託，母子相依為命，兇手對母親的愛會更加畸形一些，映射在死者身上也會更加變態。」

這些理論放在這個世界是完全嶄且陌生的，但工藤一完全跟上了她的節奏，甚至在她說完之後立刻問道：「兇手對養育自己成人的母親抱有又敬又恨的感情，他的母親時刻約束著他，但這並不足以導致他在屍體上刻下簽名。還有更重要的角色，對嗎？」

柳原月簡直被他的理解能力與思維能力震驚了：「對，接下來需要分析的是兇手第一次殺害的對象。」

她維持住臉上的平靜，分析道：「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兇手並非出於『黑髮』『薄荷』『創造性工作』『親密關係』這幾點原因殺害第一位死者。而是因為第一位死者，才有了這幾點受害人特徵。